专访|华东一牧者：这个时代的服事是在职场 牧者要从四面墙走出来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相对应地每个时代服事上帝的焦点可能也都不同。福音刚开始传入中国时，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复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传道人的服事对象和区域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动中，服事者或有意识地、或在被动中进行了很多思考。

日前，华东一城市教会牧者保罗弟兄通过他们教会的一个研究课题，分享了他们在这个时代的看见和认识——这个时代的服事是在职场，并跟着这种认识也搭配了一些道路去实践。

同时，他也强调，是“牧者”（而不是信徒）要从四面墙里走出来，被世人信服。

一、处境化、道成肉身的角度谈：这个时代的服事为何是在职场？

保罗弟兄之所以认为这个时代的服事是在职场，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处境化、道成肉身——进行了考虑。

从处境化角度来讲，教会和一些社会性的服事需要分开、独立去做，否则对双方都不利。这也是使命性教会的一种模式，即用社会化的方式让信仰进入到社会当中。

从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讲，他提到圣经的记载，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对此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被世人信服，你每样事情做出来让大家心服口服……你要让他信服，首先你要用他的方式，不是用我们的方式。”

他继续解释说：“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信服？耶稣就用人的方式，就用人感受到的方式，祂不是用上帝的方式。上帝的方式就是打雷——西奈山上打雷，以色列人惧怕。耶稣也可以用上帝的方式，但耶稣用人的方式，很卑微、用人看得懂的、什么叫爱——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爱造在（人）里面，我们知道什么叫牺牲、什么叫爱。所以耶稣就用了人的方式，多少人因为耶稣的爱折服。耶稣的爱不是强迫的、也不是勉强的，耶稣的爱是让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发自内心？就是信服。”

当被问及是如何关注到职场服事这个领域时，保罗弟兄说这种认识是基于他们在这个时代中对于上帝旨意的寻求和探索。

二、这个时代对上帝旨意的寻求和探索——上帝的旨意是在教会里还是在时代里？

保罗弟兄出身于华东本土一间具有较长历史、观念很保守的教会，与其他很多教会一样，他们教会也面临着新老交替、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的张力。他认为，若处理不好新老一辈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好在这个时代的事奉。为此，他们展开了这个时代对上帝旨意的寻求和探索。

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探讨分为两个部分——宏观和微观。

从宏观来看，上帝的旨意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确立了。上帝是祂旨意的设计者，也是祂旨意的实施者，并且祂保证这个旨意按着祂的心意、在祂的时间和目的里往前推进。不同背景、体系、宗派的教会基本上都认同这个观点，宏观方面的探索不会有多么大的问题。

但从微观角度，或者实际、具体的角度来看，“挑战就大一些”，保罗弟兄说。因此，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的旨意在教会里还是在时代里？

通过理性分析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上帝的旨意不应该只在教会里，上帝的旨意它应该是在时代里”。他举例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各种预备，都显明上帝的旨意是在时代里的。

如果上帝的旨意是在时代里的，那这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和上帝的旨意就是有关系的。那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从2015-2016年开始，保罗弟兄带领他的教会一起探讨了这个话题。结合教会所处的大环境来看，他们发现有个现象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有很多宣教士离开了中国。借此，他们思考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而祂的目的又是什么？

当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问题又来了——他们不是先知，所以不会预言。但保罗弟兄表示，未来是属于上帝的，但上帝却把过去（历史）给了他们。因此他们就从中国近代史里面寻找，看历史上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结果找到了两个相似的历史事件，并从使命性的角度切入进去进行了探讨。

（一）第一个事件：1900年前后的10到20年间，西方宣教士遭逼迫

庚子教案是这个时期西方宣教士在中国遭遇逼迫的高峰。而这个时期发生这个事情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因素都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中国教会本土化，兴起了中国本土的教会领袖；另一个是西方差会发起了三自运动。

保罗弟兄认为，如果没有那个时期的逼迫，西方教会是不可能让中国教会自治、自传、自养的，而中国教会也没办法和西方教会抗衡，说我们中国教会要自治、自传、自养。只有西方教会觉醒了，圣灵才能在那个时代工作。

同样地，他对疫情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影响也有不同的认识和眼光。疫情后，一部分教会改变了教会形态，往职场转型，一部分教会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形态里面。他表示，有些牧者虽然被上帝呼召，但他们没有职场经历，不知道其中的艰难，他们和社会脱节，也无法同理各个行业职场人士面对的挑战。他说：“如果中国教会不改变这个形态，我里面的感动，上帝会下更大的手。因为中国教会你不改变形态，教会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旨意和托付。”

（二）第二个事件：1950-1960年间驱逐宣教士

1957年，有记载的最后一位宣教士离开中国，这是这个时期驱逐宣教士的高峰。之后经历了文革10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的教会开始兴起，再到后来教会来到了很大的复兴。这个事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教会的基数开始扩大。但同时保罗弟兄也表示，虽然基督徒基数扩大了，但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比不了上一个阶段的。

他发现，前面这两个阶段都有上帝的工作。如果上帝给中国教会第三次的信仰觉醒，那又会有怎样的特征呢？历史的车轮走到了当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三）这个时代：2019年的疫情导致很多宣教士离开中国

2019年爆发的疫情使不少在中国服事的宣教士群体离开。

“最大的益处是给中国教会的领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给中国教会的领袖有一个反思的空间，给中国教会有一个落地的空间，因为真空了。”保罗弟兄认为这是这个事件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最大益处。

他表示因为这个事件，西方宣教士不得不交棒，而中国的教会领袖也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中国的同工担责任就有中国的思维逻辑。我们会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会认识我们的民族，我们会从上帝给我们民族性的角度来思考今天的教会。”

因此，保罗弟兄和他的同工们做出了一个假设：第三个阶段的特征不是基督徒基数的扩大，也不是兴起像宋尚杰、王明道、倪柝声等的领袖型人物（因为这些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而是本质的改变，就像初代教会一样能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需要信仰在生活中的见证。

三、是“牧者”而不是信徒要从四面墙里走出来

保罗弟兄认为，现在很多的牧者大多都局限在四面墙里，在培训的课堂里、在小组里。

“您觉得现在的教会，基督徒要从四面墙里面走出去、到社会里面去？是这样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着重强调说：“不是基督徒，是牧者……是那些有志奉献在上帝的教会，被祂使用的人，不光只是神学。”

他用法利赛人的比喻来解释他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的教会更多的人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的特点是把难担的单子压在别人身上。今天也是类似，没在职场上工作过的牧者不知道职场的艰难，也不知道职场面临的挑战和诱惑，他自己没胜过，然后教导信徒怎样做怎样做，这就是把难担的单子加给了别人。“你只有你走过的，你知道它的不容易，你才能同理，才能用上帝的话语建造他，然后这个信仰才会在社会中产生能量，才能被人信服……我们觉得今天的中国缺的是这个，从上到下的力量，不是讲台，不是神学。”

他用两段经文使徒行传20：34-35和提多书3：13-14，分享了他们的领受，就是做长老、同工的要学习做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前面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不仅供给自己的需要，也常供给同人的需要，并且给他们做了“劳苦，扶助软弱的人”的榜样。后面的经文是使徒保罗给他的同工提多的书信，提到“‘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或作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保罗弟兄认为，这个经文中提到的“我们的人”指的是保罗团队的人、是提多身边的人，而不是指所有弟兄姐妹。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提到的。保罗弟兄表示，基督是木匠的身份，当时常常有人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句话表达的是人们看的其实是耶稣木匠的身份，是耶稣木匠的身份被人看不起，而不是耶稣作为约瑟的儿子被人看不起。

通过这些经文，他们看到一个现象：“如果今天的中国教会回归到上帝对教会的计划，就是借着教会……让教会像初期教会一样改变社会的信仰进程的话，那她就不能离开世界。”然而他也陈述了当今教会的现状：“我们中间有一批的青年同工在青年时被呼召，然后就离开世界，就变成了宗教人士，并且能力等各方面也会受限制，因为依附于教会。”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和看见，保罗弟兄现在所牧养的人大部分都是之前在教会全职服事的教会负责人、带领者、传道人，但后来转向职场，做些社会性服事的群体。他也鼓励很多教会的全职传道人可以学一些职场的技能，就如当初的保罗他们一样自己自养也做服事。

他坦诚地表示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据他介绍，当这些教会带领同工刚从教会全职服事的岗位上转到职场去做一些社会性服侍的工作时，他们也有很多的不理解，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是勉为其难地顺从，但因着他们一直寻求上帝的话语，现在这些同工开始有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力量，也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